明末到民初，晋商在中国叱咤风云汇通天下，海内商帮无出其右者，其中原因很多，但晋商的用人之道自然功不可没。

 

粗略概括，晋商的用人之道有以下几条：

 

晋商以地域关系为纽带，他们提倡用乡不用亲。晋商人员的组成以乡人为主，其用人主张：1、避亲用乡；2、从乡人中择优保荐；3、从乡人中破格提拔。避亲，即用人中回避戚族，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，所谓不用三爷（少爷、姑爷、舅爷）。晋商规定财东的子弟就业，也不得进入本号。财东连举荐人的权利也没有。在乔家大德通商号的号规中有这样一条：“各连号不准东家举荐人位，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，准其往别号转推。”用乡，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。从表象上看，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；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。一方面，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。另一方面，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，所谓“同事贵同乡，同乡贵同心，苟同心，乃能成事。”此外，同乡间最为知根底，家眷在原籍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”。

随着明清以来晋商迅速成长而崛起，经营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。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，财东（投资人）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，先物色一位有经验、可信赖的人做掌柜，并向掌柜授予全权，包括资金运用权、职工调动权、业务经营权，并签有契约合同，规定资本若干，由掌柜自主经营，财东不加干预。晋商的经营者权力确实非常大，财东对于企业具体的经营决策过程采取了超然的态度。晋商的财东们之所以敢对经理们如此大规模地放权，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：第一个方面是如何选人、用人，包括选人的程序、选人的标准以及选拔人以后如何进行培训教育、如何使用。第二个方面是对于人的约束，这又可以分为两种约束，一是用伦理思想的约束，这种约束是潜移默化的，贯穿在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中，二是用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。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里乔致庸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,他用人不疑,对仇敌铁信石委以重任，使其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。

由于晋商在选人、用人以及制约员工几个关键的环节处理得比较好，所以财东可以大胆地放手，大胆地授权。由于选用的经营人都是德才兼备，所以可唯以重任，实践了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的原则。

 

顶身股制,源出于明代的贷金制、伙计制,属晋商股俸制的一部分，是山西商人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独创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。这种形式是指，商号在处理劳资关系时，除了支付全体员工（上至商号总经理，下至伙友、学徒）的伙食费、薪金、衣资费等以外，对商号取得的利润还要按银股、身股的股份平均分配。

晋商们的商号与票号，其实已经可以看到现代企业的影子，乔致庸为了激励员工们好好干活，去掉别样的想法，让他们持有股份，从雇工变成了“小股东”，年底有一定的分红，典型的“股权激励”。作为票号，在制度与技术上的要求很高，现实使得晋商们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
顶身股制的应用，对于晋商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归纳有四：

首先，它刺激了商号中经理们的经营管理积极性。
其次，它刺激了商号中普通职员的能动性与竞争心。
其三，它刺激了未顶身股者的劳动积极性。
其四，它刺激了商号的身体力行，巨增了财东的利润。

 

晋商注重人员素质的培养，严格要求职工队伍的技能和职业道德，把提高职工素质作为办好企业的前提。例如，在晋人编撰的《贸易须知》中，对如何做好票号中各项工作都有很详细说明。在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——日升昌内部，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，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，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，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。民国初年，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高钰，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。“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，故遴选职员，培养学徒非常慎重，人心险于山川，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。”，“远则易欺，远使以观其忠；近则易狎，近使以观其敬；烦则难理，烦使以观其能；卒则难办，卒使以观其智；急则易夹，急使以观其信；财则易贪，委财以观其仁；危则易变，告危以观其节；杂处易淫，派往繁华以观其色。”

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，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，“学而优则商”的特点。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，他们尊师重教，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，但其目的不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。

 

虽然民国以后，由于外忧内患及晋商晚辈的墨守成规、不思进取，晋商在中国渐渐衰落了。但历代晋商留传下来的这些用人之道，仍有其可圈可点之处，也算是晋商留给后人的无形财富吧。   怀化人才网